朱启（1911—1968），字伯尚，浙江海盐人，著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朱启出生于书香门第，曾祖父朱多善是海盐县历史上唯一的状元，父亲朱希祖是著名史学家。朱启5岁随父学习古文，在家受教育，自幼研读文史。1923年，朱启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后，赴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经济学。1932年，朱启获德国柏林大学经济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编译局编辑。 朱其曾任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教授、经济学系主任、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图书馆委员会副主任。1968年逝世，葬于南京南郊华神寺华人陵园。2002年迁葬南京功德园。
朱其一生著作颇丰，涉及题材广泛，其中有关南京的《南京古迹图志》、《南京古迹胜景图册》、《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志》等均成为经典文献。
用三年时间写成
金陵古迹图鉴
朱琦，一位才华横溢、毅然回国报效祖国的留学博士，从踏上南京土地的那一刻起，就被古都南京深深吸引，从此爱上了南京、服务南京、贡献南京，把南京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朱其对南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我一向认为，中国历史悠久，名胜古迹众多，文物和制度历久弥新，除长安、洛阳外，最好的就是南京了。北京虽然自辽金以来就是帝王的都城，但其古迹也不过千年，不像南京早在南北朝以前就定都了。”朱其对南京在中国“四大古都”中的地位评价最高，他说：“论文学之繁华，论人物之杰作，论山川之秀美，论大气之雄伟，论与国家之休戚与共，论南京之最。”
20世纪30年代，朱其只要一有空闲，就会拿起从德国带回来的蔡司照相机，带上测量仪器，开始对金陵文物进行科学考察。“考察范围东起丹阳，西至当涂，南至湖疏，北至浦镇。”他参观了南京的陵墓、玄关佛寺、祠庙桥梁、城墙宫殿，南京的城墙都参观了。在调查文物的日子里，朱其早出晚归，实地考察，有时就住在当地的旅馆里。在一些偏僻的地方，他甚至要骑马。有时天气突然变化，无法完成拍摄，或者时间不够，无法完成测量，只好下次再去。 三年时间，朱其不辞辛劳，拍摄了2000余张南京文物古迹的照片，并对其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均附有中英文文字说明，最终出版了《金陵古迹图片调查》一书。
《图说金陵古迹志》共十四篇，以历代金陵地方志为依据，论述金陵概况，对金陵山川、城市等作了详尽的研究，并根据史料编纂了金陵大事年表，记载了秦汉以前遗址、六朝城墙宫殿遗址、六朝陵墓、南朝四百八十座寺庙、隋唐遗址、南唐遗址、宋元遗址、明代遗址、清代遗址、太平天国遗址以及近代的玄关寺庙和佛寺、园林、宅邸等。《图说金陵古迹志》被誉为“第一本图文并茂、一图一考、系统介绍南京历史文化遗迹的著作”。 业内知情人士的共识是：“先生已逝，但这本《图说金陵古迹志》足以让大师的名字永垂不朽。”
朱自清先生游历南京后，感叹道：“走在南京，就像逛一家古玩店，处处都是被时代侵蚀的痕迹。”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朱启先生曾用三年的时间，为这家店里的古玩整理了一份详细的图文清单。这份清单就是《金陵古迹图》。《金陵古迹图》出版后，供不应求，朱启成为南京古城的“守护神”，名声大噪。
30岁的朱其在《南京古迹图录》的结语中写道：“若不然，南京将变成一个完全欧化的城市，只剩下物质文明的表象。那么，我的画就永远成为历史记录。这的确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不幸。然而，我们对此束手无策，只能听之任之。这是我个人责任的终结。”真是令人深思，满载真情。
为了“编撰图录，以备不时之需”，朱其从照片中精选320幅，印制了《金陵古迹名胜图片集》，图文并茂，内容丰富。后来，他又陆续撰写了《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录》、《南京名胜古迹》等有关南京的专著。
刘伯承去南京
探访朱琪
1949年南京解放后，朱其留在大陆和南京，继续在南京大学任经济学教授。1951年9月22日，中共南京市委突然派人到南京大学通知朱其说“刘伯承将军、陈毅将军要拜见朱先生”。
刘伯承为何要来南京拜会朱琪？刘伯承和南京究竟有何关联？原来，“百万大军渡长江”的南京解放战役的主力，就是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第二野战军。刘伯承此次南京之行，是重访“战场黄花格外芬芳”的战场。
对于刘伯承到南京看望朱崎的原因，朱崎的夫人凌夜晖曾撰文回忆：“坐下后，刘将军高兴地说：‘当年我在延安读到您的书（指《南京古迹图录》），很想见见作者。但那时我在解放区，您在国统区。今天书和作者都在我面前，可以说是心愿得偿了。’随后，刘伯承与陈毅相约朱崎，三人乘车到清凉山顶看莫愁湖、石头城，下午又登紫金山，北望六合、八卦洲一带。”原来，刘伯承此次来南京，竟然和朱崎的《南京古迹图录》有关。
朱其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着自己在午餐时向刘伯承将军询问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十七位勇士渡大渡河、红军通过凉山彝区的情况等详细情况。他把刘伯承的详细叙述，当做珍贵的史料记录下来，“也可供研究党史的人参考”。
倡导保护南京明城墙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大力建设新都南京，土木工程蓬勃发展，街道改建，房屋重建，地名更改，许多文物古迹被埋没在荒草之中，日趋分散杂乱，甚至遭到破坏。
时任中央大学经济学教授的朱其哀痛地哭道：“如今的南京，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面貌，完全欧化了。登上清凉山，北望新居，登上北极阁，南望城中，西式建筑、红楼鳞次栉比。变化之快，谁不为之震惊、为之惊叹？新都的气息日新月异，但古迹文物的毁坏却难以估量！”
1956年4月底，南京市政府批准在已拆200米的太平门缺口处再拆100米，以便用砖造军事学院。时任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的朱其立即表示反对。6月中旬，建筑工程局又将草厂门以南、鹿榭营以北的城墙拆掉250米。这里就是著名的石头城遗址，是一座已有600多年历史的明城墙。愤怒的朱其立即赶到南京市政府，大声斥责主张拆城墙的官员：“为了砖造而拆掉古长城，是败家子行为。”他批评这种破坏文物的行为，并极力阻止。
但拆迁风波并未就此停止。1956年8月中旬，南京市有关部门成立拆迁队，要求“长城砖多少按强度拆多少”，并提出所谓“以古为今用”的谬论，“把古城墙当做赈灾资金，对失业人员实行以工代赈，一块砖卖一毛钱”。著名的石头城遗址被拆得面目全非，最具代表性的一段鬼面城也岌岌可危；中华门两侧的城墙已荡然无存，可容3000人的瓮城也即将被拆毁；一段始建于东汉末年的古城墙，石块被打碎，当做修路的小石块……
朱其此时万分焦急，一边继续向外界呼吁，一边于1956年9月23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南京市建设处不应擅自拆除城墙》一文。文中说：“由于南京市建设处领导对保护全国文物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没有按照上级指示，没有与当地文化行政部门联系，没有征求民众的意见，擅自拆除了上级指示应当保护的城墙部分。今年5月，首先拆除了太平门至抚州山一段，长近一里。”这篇文章被《光明日报》等报纸转载，并由省、市广播电台公开播放，影响很大。随后，朱其立即电告文化部，要求迅速制止。 正是因为朱崎的英勇举动，才遏制住了南京拆墙之风，才最终阻止了拆墙之风的蔓延，才使得中华门瓮城和石头城得以屹立至今。如果没有朱崎，就没有南京今天的中华门瓮城和石头城。
南京石材城
如今，明城墙已经成为南京的骄傲和象征。如今在南京，很多人依然怀念朱其，尊称他为“先生”。甚至有人呼吁南京民众通过众筹的方式，在中华门城楼上为朱其立像以示纪念，因为朱其几乎凭一己之力给南京留下了如此丰富的文物和文献，朱其堪称“南京中华门城楼上应该立像纪念的人”。
朱其在临终前曾这样解释自己对南京明长城等文物保护的热情：“一个人既不能拿起武器去保卫领土，也不能为恢复家园而四处奔波，他应该尽最大努力，把故都的文献保存下来，以备不时之需，让汉朝的声誉和这些文物一起永垂不朽。”他对南京的热爱表露无遗，对南京的感情十分感人。
朱琦为南京明长城的保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刘海粟曾为他题写一副对联：“真理永垂不朽，铁骨忠心万古流芳；是非分明，经商文章万古流芳。”南京应该感谢这位有勇有谋的教授，记住这位功臣。（蒋志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