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金宝（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学者小传
段文杰（1917-2011）出生于四川绵阳。敦煌学者。 1945年毕业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46年到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历任考古组代理组长、美术组组长。 1980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副所长，主持工作。 1982年任所长、研究员。 1983年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1984年任敦煌研究院院长，1998年任名誉院长。主编《敦煌石窟艺术》（22册）、《中国敦煌壁画全集》（11册）等，着有《敦煌石窟艺术集》、《敦煌壁画》等。石窟艺术研究》等
说到敦煌，就不能回避常书鸿、段文杰和范锦石。作为学者，段文杰在敦煌壁画临摹和敦煌艺术研究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是“敦煌艺术研究大师”，被誉为“敦煌艺术导师”、“敦煌学泰斗学者”。
我们称段文杰为“敦煌拓荒者”，与常书鸿的“敦煌守护圣人”相对应。常书鸿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守住了敦煌，保护了敦煌免遭毁灭。段文杰是新时代敦煌的开拓者。作为敦煌研究院院长，他致力于敦煌石窟的保护，为敦煌研究走向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还创办了《敦煌研究》杂志和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为敦煌研究培养人才和开展研究。工作团队，这些都是新领域的开拓。可以说，没有段文杰的坚持和开拓，就没有敦煌研究院的今天。
1959年，段文杰正在临摹《总督夫人礼佛像》。
就像一头饥饿的牛闯进了菜园
段文杰是四川人。 1917年8月23日出生于绵阳市松雅乡（今松雅镇）。他的父亲是盐务局的职员。由于盐务工作流动性大，段文杰和母亲从七八岁起就随父亲搬家，在异地完成中小学教育。
由于抗战爆发，北平许多学校南迁。除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手组建西南联大，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北大研究院联手组建西北联合大学外，其他学校也采取各种方式离开北平。北平艺专先迁至江西庐山牯岭，后迁至湖南沅陵。杭州艺术学院也迁至沅陵。 1938年，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与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合并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并迁至云南昆明，1940年又迁至重庆。
国立艺专迁至重庆后，开始在成都招生。段文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艺术学院。由于他各方面都很优秀，所以被选为班长。全班有60人，分中国画、西画、雕塑、应用艺术四个科目。段文杰是国画系的。
当时国立艺术学院中国画系的老师主要以山水、花鸟画为主。教授人物画的讲师只有一位。专长清代飞小楼派宫女画。段文杰说：“这种脱离现实的封建美，是我的审美感受所无法接受的。在日寇侵占我国领土、企图毁灭我国的生死存亡时刻，飞机炸弹在上空盘旋，这样的绘画方式怎么能表达出我们人民的精神面貌呢？这样的审美情趣和绘画技法无法表达热烈的创作激情。”正当段文杰苦恼之际，赵望云等画家在重庆举办了抗战画展。段文杰看到后“非常兴奋”，心想：“这应该是我要走的绘画之路。” 1943年、1944年，他又到重庆参观了王子云、张大千的敦煌画展。“看到王子云、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让我对敦煌壁画的风格有了初步的认识。但据说敦煌莫高窟有上百个洞窟和大量的壁画和彩色雕塑。王子云和张大千临摹的画作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那么剩下的壁画是什么样子的呢？这是一个引起我注意的问题。 ”段文杰想，“我应该去敦煌实地考察一下。”“后来我终于决定，毕业后一定要去敦煌，更多地了解石窟艺术。好好学习，弥补你在人物画方面的不足。”
1945年7月，段文杰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准备前往敦煌。到达绵阳后，他想先回家。正好有一辆卡车要去剑阁。他来不及和家人告别，就坐上了这辆卡车，直接去了那里。经过多日的奔波，八月中旬到达兰州。到达兰州不久，抗日战争胜利了。 “我正准备去敦煌，突然听到传言说国立敦煌艺术学院已被撤销，现有人员全部离开。”很快，常书宏的家人也抵达了兰州，段文杰向常书宏表达了想去敦煌的愿望。常书宏对段文杰说，现在有人要撤销国立敦煌艺术学院，这次我要去教育部确认一下……你不妨等兰州的消息，然后再去回来后一起敦煌。
等待期间，段文杰正在兰州打零工。在兰州生活了近一年，他等待着敦煌艺术学院继续运营的消息。常书鸿也从重庆回来了。 1946年中秋节前夕，他们一起从兰州出发前往敦煌，抵达莫高窟。
到达敦煌莫高窟后，段文杰迫不及待地钻进洞里，却发现里面光彩夺目，色彩斑斓。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原创的古代壁画。他一下子看到了数十个山洞，心中大为震惊。他说：“我真像一头饥饿的牛，闯进菜园大吃一顿。”受到敦煌艺术的强烈启发，段文杰决心长期坚守莫高窟。
从此，段文杰与敦煌石窟结下了65年的不解之缘。
段文杰加入敦煌艺术研究院后，所长常书红任命他为考古队代理组长。 1950年，段文杰成为艺术组组长，并趁常书鸿不在时兼任导演。 1958年，兰州艺术学院成立，常书鸿任院长。据1947年来到敦煌的孙如勋先生介绍，由于常书鸿长期缺席敦煌文物研究所，“段文杰先生实际上是敦煌研究的带头人”。
文革期间，段文杰到敦煌农村打工。在此期间，他不仅要承担大量的重体力劳动，还要照顾生病的妻子龙世英，极其困难。即使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依然没有崩溃。研究所的工作“主要还是段先生支持的”。比如，段文杰带领大家在逆境中完成了莫高窟第285窟、第217窟、榆林窟第25窟等窟的原创大型复制。但他完成的抄本和文章不能署上自己的名字。 。段文杰在回忆录中说：“出版物的出版名称是由领导决定的，有时以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名义，有时干脆由别人命名。”第217窟的《观无量寿经》主要是我抄的，但署名的是别人的名字。”
由于段先生胸怀博大，不仅能忍辱负重，而且还是当时研究所事业的灵魂人物。他不顾个人得失，带领大家从事敦煌艺术临摹和敦煌研究，为研究所后续的科研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成为敦煌事业的开拓者。
“抄袭”的创始人
段文杰担任敦煌艺术研究院代理考古队队长后，“主要负责仿造和石窟编号、内容调查、石窟测量等工作”。他告诉参与临摹过程的同事，临摹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保护壁画、彩塑。 “我们必须改变破坏原始壁画的复制方法。例如，用透明纸覆盖原始洞穴壁画进行复制的所谓‘印刷方法’，人的手和笔通过按压和刮擦原始壁画。薄薄的一层纸，必然会损坏壁画，绝对不能再使用这种“印刷法”，临摹只能通过素描来完成……一定要注意临摹的作品要忠于原作。作品，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造型观点和审美观念去随意修改古代壁画的原貌，我们的临摹是为了让人们看看真正的敦煌壁画是什么样子的。”
1946年至1957年的十几年，是段先生壁画临摹的黄金时期。主要临摹作品有莫高窟第130窟《都督夫人拜佛》、第158窟《各国王子哀悼》、第217窟北壁《观无量寿经变》、榆林窟第25窟的《观无量寿经》等变动均在此期间完成。尤其是《船长夫人礼佛》，采用修复临摹的方法，成为“临摹中的典范之作”，代表了敦煌壁画临摹的最高水平。
《总督夫人拜佛》是莫高窟第130窟入口甬道南墙上的大型唐代壁画。画面高3.12米，宽3.42米。宋代或西夏时期，有人用泥土覆盖这幅画，然后重新绘制。 1942年张大千在敦煌时，不慎将上层壁画剥落，露出了这幅盛唐时期的《都督夫人拜佛图》。
《嘟嘟夫人拜佛图》刚剥下来时，画面比较清晰，色彩绚丽。后来，壁画开始剥落，颜色褪色。为了保存这幅珍贵的壁画，段文杰先生决定临摹这幅画。但此时壁画的图像已不再清晰可见，无法复制。为了保存原作，我们只能对其进行修复，将图像和色彩恢复到该画最初创作时天宝时期的面貌。修复和复制的要求非常高。它们必须是现实的并且有历史依据。他们不能随意增加或减少图片的内容。这幅画一共有十二个人物。经过历史的风风雨雨，有的面容残缺，有的衣服层次不清，有的头发缺失，没有修复的基础。但段先生并没有放弃，而是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在八平方米斑驳模糊的墙壁上寻找影像”。如果图片的形象不清楚，他就到唐墓壁画等保存完好的图片中寻找。基础定好了，经过反复研究才完成，尤其是其中包含的服装。他“掌握了盛唐仕女画中的面容、头饰、衣裙、丝绸、鞋子等的形色，完成了残缺的形象”，进而“查阅历史、美术史、服饰史”。 、舆论等”。 《府志与唐诗》等，“阐明了这一切的历史依据”，从而提高了临摹的艺术性和科学性。正如1952年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的管友会所说，当时只有段先生有能力修复并绘制《总督夫人礼佛图》，因为段先生功底深厚。 “他的白描技法充满活力、富有魅力，造型生动活泼，不僵硬、停滞。”
20世纪50年代，《总督夫人拜佛图》还比较模糊，到了21世纪初则完全模糊了。如果不是段文杰先生用修复、临摹的方法保存下来，这一珍贵的文化瑰宝就永远失传了。
段先生临摹壁画的原则是：一要对得起古人，二要对得起观众。其目的是准确反映古代工匠的艺术成就，让现代观众体验传统的辉煌。曾有人问段文杰：“你抄得最多，速度也快，有什么秘诀吗？”段文杰回答道：“你从哪里得来的秘诀呢？只是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研究和思考。要掌握一幅画，临摹一幅画时，首先要了解它的主题，掌握画面的整体构图。”绘画时要注意画风的当代特点，线条描画要沉稳有力，色彩要丰富淡雅，人物的刻画要注重面部表情和姿势的动态变化。会很容易画的好。”这不仅是段文杰能够成为临摹高手的秘诀，也是大家做好本职工作，成为某一领域专家的必由之路。
段先生不仅自己抄，还鼓励同事一起抄。范金石说：“为了提高敦煌艺术研究院的整体临摹水平，段先生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全部经验介绍给刚到敦煌石窟的年轻画家，然后让他们到洞窟里去学习。”大家根据段先生临摹敦煌石窟壁画的经验，很快掌握了临摹敦煌壁画的要点。其他人都是在段文杰的指导下抄袭的。李七琼说，1952年我们到达敦煌时，对敦煌壁画了解不多，更不用说学习临摹了。段老师教我们从描线开始训练，白天工作，晚上练习。 “研究所壁画临摹质量的提高，都是他的功劳。付出努力“我一直认为他是我的老师”、“摄影技术有很多成就，但偏色问题无法解决，复印基本可以达到色彩和图像的准确性，表面的灰尘画中的东西是可以去掉的。”关友惠指出，使用复制品进行展览，不会破坏原有的墙壁，起到保护文物的作用。也可以宣传敦煌，让大家了解敦煌艺术的辉煌。 20世纪40年代、50年代曾在南京、北京举办过多次展览，影响较大。段文杰还强调：“临摹的目的是临摹文物、移植壁画。临摹既是保护的临摹，也是传播的手段，是在国内外推广敦煌壁画艺术的媒介。”
范金石说，段文杰“毕生致力于敦煌艺术的临摹和研究”，“他的临摹作品已达到得心应手、形神兼备的地步。他还总结了客观临摹的方法，组织抄写、恢复抄写，无私地传授给大家，提高了研究所的整体抄写水平。”
段文杰先生是敦煌壁画临摹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临摹敦煌壁画最多的艺术家。独立或合作临摹敦煌壁画380余幅。他的临摹技艺纯熟，身心俱佳，代表了临摹敦煌壁画的最高水平。他带领并与同事共同完成了莫高窟第285窟、榆林窟第25窟的全窟临摹，成为临摹敦煌壁画的标杆。
段文杰说：“我一生都在抄袭，但我深深感到抄袭并不容易，因为它是一门科学。”他不仅是敦煌壁画临摹事业的创始人，还将临摹提升到理论高度，撰写了《临摹敦煌壁画的一些经验》、《临摹是一门科学》、《论临摹中的白描线图》等学术论文。敦煌壁画》、《论敦煌壁画的表现艺术》、《敦煌壁画中的服饰服饰》。在这些论文中，段文杰用自己的临摹实践，探讨了前人未曾关注的“临摹科学”。他认为临摹是一项严肃而复杂的艺术劳动。要体现原始壁画的精神，必须进行一系列的临摹研究工作，即了解临摹对象，识别各个时代壁画的风格特征，了解各个时代壁画的程序和制作程序。 。方法。他还总结了临摹敦煌壁画时必须经过的“三关”，即画线关、色彩关和表现关。其中，传达最为重要，即对被复制的对象产生思想感情，赋予艺术形象以生命。
段文杰对敦煌壁画临摹的总结初步呈现出“临摹学”的轮廓。当然，“抄袭学”的学科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夺回敦煌学中心的斗争
1981年4月8日至5月23日，日本著名敦煌学者藤枝彰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作《敦煌学概论》专题讲座。 1981年5月26日，他在游览敦煌、途经兰州时，在西北师范学院（现西北师范大学）作了《现阶段敦煌学研究》的学术讲座。正是在这次演讲中，藤枝明说：我的朋友吴廷秋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由于藤枝的演讲是日语，而且演讲内容基本都是介绍日本的敦煌学研究情况，所以给人的印象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虽然“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是讹传，但确实反映了当时我国敦煌学的真实状况。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敦煌学研究刚刚开始复苏，一些领域刚刚开始腾飞。有些领域甚至没有学者涉足，整体水平确实比较落后。这一错误信息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学术界决心改变我国敦煌学研究的落后状况。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段文杰深感肩上的担子和责任很重。
据段文杰自己的说法，他当时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推动敦煌学的发展。当时，“国际敦煌研究方兴未艾，而中国大陆十几年都是空白。难怪日本学者提出‘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论断。”这种说法的传开，让我们这些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专业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都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挫败。”
1982年6月30日，段文杰致信教育部，讨论敦煌学会的筹备工作：“敦煌学会的成立，必须动员一切力量，推动敦煌学的研究，改变敦煌学研究的现状。” “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暨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研讨会上，段文杰在大会发言中表示：我们一定能够“扭转‘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落后局面” ”, “我们坚信……多年以后，如果时间太长，一定会大胆地向世界宣告：敦煌在中国，敦煌研究的中心也在中国；各族人民既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创造者，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研究者和传承者。”
1984年，甘肃省委决定将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段文杰任院长。在敦煌研究院成立大会上，段文杰说：“我们要把‘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这句话当作一种特殊的鞭策、一种特殊的动力。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这种情况一定会得到解决。”被动局面一定会得到扭转，我们一定要迈出坚实有力的步伐，走入国际敦煌学研究的前列。”
为了“扭转‘中国敦煌、外国研究’的落后局面”，段文杰带领同事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使敦煌研究院成为国际敦煌研究的重要中心。
短短几年时间，在以段文杰等人为代表的老一辈敦煌学者的带领下，在中青年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敦煌学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得到了认可和赞誉。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1987年9月，“国际敦煌石窟研究研讨会”在敦煌莫高窟召开。这是敦煌学发祥地首次召开重要学术会议。段文杰先生曾自豪地说：“八十年来的敦煌学，徘徊于欧亚之间，在巴黎、伦敦、东京等地举办过多次学术研讨会，发表了许多论文。” “今天，敦煌学在我国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特别是1987年，国际敦煌石窟研究研讨会在敦煌莫高窟召开，这意味着八十年前离开的敦煌学又回到了故乡。”他们的家乡。”
我国敦煌学界的共同努力，彻底改变了中国敦煌学研究的落后状态。在敦煌研究的许多方面，中国学者都取得了重要成果，甚至站在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现在一些重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如果没有中国学者参加，其权威肯定会受到损害。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敦煌在中国，敦煌研究在世界，也在中国。
努力培养敦煌学人才
1980年段文杰先生执掌敦煌文物研究所后，恰逢改革开放的伟大机遇。敦煌保护和敦煌研究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敦煌文物研究院和全国许多文博机构一样，急需保护和研究人才。那时还没有应届大学毕业生。 1981年2月，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光明日报》刊登了《敦煌文物专业人才招聘简章》广告，在全国范围内招聘敦煌学研究人员、外文翻译人员和出版物编辑人员。虽然报名的人很多，但最终成功在研究所工作的只有李正宇、梁维英、王泛舟、谭震、李崇峰、郑念祖、林家平、黄家全等十几人。为了让候选人工作顺利进行，段先生上下联系，不断奔跑、努力。例如，李正宇1958年大学毕业后，在新疆一所中学任教。他申请并被选中后，当地政府拒绝放他走。 “拖延了一年多，转起来很困难。”在段文杰先生的协调下，李正宇于1982年5月2日到莫高窟报到。
范锦石说：“段文杰先生非常重视人才培养，可以说他爱人才如生命，千方百计培养人才，不惜投入。”由于敦煌地处西北戈壁，条件艰苦，引进和留住人才存在很多问题。困难。在此背景下，段先生下定决心要亲自培养人才，并制定了具体办法：“高中毕业的，送入高等学校学习；鼓励高等学校毕业的，鼓励攻读研究生”。学习；缺乏外语的人将被送去学习外语。” ;选派成功人才出国留学等。“段先生任职期间，全院100多人接受过院校的各类培训和培训，每位导师还接受过掌握一门外语的培训，这是绝无仅有的。”在当时全国各地的文化和博物馆机构中。
段文杰先生在派出人员赴国内进修的同时，还通过多种方式选派研究所青年学者出国培训。 1990年春，李赛雄通过了东京艺术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成为我国第一位获得文物保护学博士学位的学者。次年，敦煌研究院在莫高窟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学位授予仪式。
范锦石总结道：“长期以来，无论资金多么紧张，段先生从未停止过培养人才的脚步。” “段先生任职期间，有近60人赴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美国等国家深造……多人获得硕士、博士学位。”
及早招募并派出进修，解决了团队保护和研究的迫切需要。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之交，敦煌学刚刚起步，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专家多次受邀到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讲学，向青少年学生介绍敦煌学。在研究生招生和培养体系完善的同时，段文杰先生走在前列，积极与高校合作培养研究生。 1998年，敦煌研究院与兰州大学联合申请并获批为全国第一个敦煌学博士点。 1999年，双方共同建立了教育部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的兰州大学敦煌研究院。研究所多位专家被聘为兰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目前，兰州大学已培养敦煌学博士生190余名，敦煌学硕士生330余名。这些毕业生中，目前有博士20余人，硕士10余人在研究所工作。他们是敦煌研究院发展的生力军，其中不少人已成为敦煌研究院的学术带头人和科研骨干。
作为敦煌的先驱者，段文杰的贡献是巨大的。正如范金石所言：“段先生的一生，是为敦煌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无论是他个人的壁画临摹、艺术研究，还是领导院内同仁的保护、研究、弘扬工作，不断开拓创新，推动敦煌不断发展。段先生在他的著作中诠释了“坚守大漠、乐于奉献、勇于开拓”的莫高精神。 生活。”
我们相信，“邓豪（）的先驱”杜安·温吉（Duan ）将像邓豪（）的守护神Chang 和的女儿Fan 这样的历史上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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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景”（2024年9月23日，第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