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月，黄兴的遗体被运回长沙，迎柩于湘江边之人，有官员，亦有群众。供图 / 陈先枢。
上世纪 20 年代的黄兴墓。
龙均甫墓老照片。
1951 年初夏，陈明仁携家人祭扫谢芳如墓。
1948 年，胡元倓家人在其墓前留影。
谈论起岳麓山，常常会有“一座岳麓山，半部近代史”或者“一座岳麓山，半部辛亥史”这样的表述。之所以会存在如此这般的说法，是源于岳麓山的墓葬。在这些墓葬当中，被纳入各级不可移动文物范畴的，就达到了将近80座。
从自古以来的湖南来看，“侠骨众多”，然而岳麓山仅仅只有一座，“山地有限”，并非是所有人物最终都能够在岳麓山栖身。那么，究竟是为何最后在岳麓山栖身的会是他们呢？
" 半部近代史 " 始于陈天华、姚宏业的下葬
在岳麓山公园管理处文物管理科任职的胡滔滔，常年进行“巡山”工作，他是对于岳麓山的大小墓葬最为熟稔的那一个。4月9日，他作出介绍表示，岳麓山的“半部近代史”或者“半部民国史”，应当是起源于禹之谟所主持的对陈天华以及姚宏业二位烈士的安葬行为。
陈天华是著名的辛亥革命志士，姚宏业也是著名的辛亥革命志士，陈天华留学日本，姚宏业同样留学日本，陈天华选择投水的方式壮烈殉国，姚宏业也选择投水的方式壮烈殉国，陈天华殉国前留下了振聋发聩的遗书，姚宏业殉国前也留下了振聋发聩的遗书。
禹之谟等人，领导了公葬陈天华的事件，同时也领导了公葬姚宏业的事件，后来，这一事件被认定为是一次，向外争取国家权利的行动，还被认定为是一次，在国内奋起争取民主的具有爱国内涵的伟大举动，并且，这一事件还是同盟会成立之后，在国内最早发生的，比较有影响力的一次学生运动体现。
在1906年6月8日，也就是农历闰四月十七日那天，《申报》的第4版，以“湘省巨绅阻葬烈士之风潮”为标题，把这一事件给报道出来了。报道当中讲道，新化陈天华、益阳姚宏业这两位烈士的灵柩，已经被运载着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了。湘省各个学堂的学生，就在上月二十七日，于左文襄祠举办了追悼大会。到了本月初一日，他们合葬在了岳麓山前，去送殡的人大概有数千人之多。葬后，有多位湘省巨绅，多次去谒见抚院，当面陈述，岳麓山向来有规定不准安葬坟茔，往年，岳麓书院山长罗慎斋前辈，以及湘乡曾文正公，曾经奏请入葬，都被本省士绅阻止了，如今，陈姚两位留学生竟敢公然入葬，还没有通知地方绅董，实在是藐玩谬妄，应该请从严究惩，再勒令迁葬，等等……
该报道所透露出来的信息表明，岳麓山存在“向例不准安葬坟茔”的情况，在此之前，岳麓书院的山长罗典，也就是字慎斋的那个人，以及曾国藩想要葬于岳麓山，都遭到了本省士绅的阻拦；士绅们对于陈天华和姚宏业入葬岳麓山这件事，表现得极为愤慨，进而要求“从严究惩、勒令迁葬”。
以为“天华何如人，岳麓何如地”，士绅代表觉得陈天华没资格葬于岳麓山，特地朝湖南巡抚庞鸿书表达抗议。这般抗议，禹之谟跟同盟会会员覃振等人于决定将陈姚二人葬在岳麓山时就预料到了，不过为了“以彰义烈”，仍旧决定不改变葬地，禹之谟拔刀朝天：“求一抔土葬烈士，对巡抚而言怎样？”因禹之谟等人的坚持，陈姚二烈士最终在岳麓山安葬了。在下葬的那一日，有数千名学生，他们从朱张渡、小西门这两处地方出发，而后渡过湘江，朝着岳麓山前行，送葬的队伍绵延不断，长度达到了十余里，出现了“观者倾城塞路”的情景，从长沙城朝着西方张望过去，“全山为之缟素”。
在6月8日起始，至8月10日截止的这段时间里，针对陈天华、姚宏业的墓葬风波，申报陆续进行了八次报道。按照后续所呈现的报道内容，当时存在着让陈姚二人的墓于当年6月28日实施迁葬的要求，不过呢，最终由于学生兴起的抗议行动，迁葬这件事情就没能成行而不了了之啦。
这次是最后一回，是去报道禹之谟被捕的事情。在1907年的时候，禹之谟在靖州西门外被杀害，之后他的遗体被运回现今双峰青树坪的 ，是他牺牲后的第5年，也就是1912年，当时也是民国元年， 在这一年黄兴呈请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请求追赠禹之谟“陆军左将军”的称号，并且请示将他的遗骸进行公葬在岳麓山。在湖南都督谭延闿的主持之下，同年11月15日，禹之谟也被迁葬到了岳麓山。
禹之谟的孙子禹靖寰、禹坚白，在《追忆我们的祖父——禹之谟》这篇文章里，记录了禹之谟次子禹宜三（那时年仅12岁）的回忆，内容是：“追悼会结束后，紧接着发引，灵车朝着岳麓山前行，黄兴手挽绳索走在前面引导。在行进的过程中，拍了一张大照片，有一个大胖子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便是黄兴……”。
为合法在岳麓山安葬蔡锷和黄兴，北洋政府出台《国葬法》
在时间又过去了5年之后，那位曾经为禹之谟执绋的黄兴，被以国葬礼的规格下葬在了岳麓山。然而，就在黄兴下葬之前的3天，蔡锷同样是以国葬礼的形式下葬于岳麓山。
以黄兴和蔡锷离世为起始点，此后各方纷纷提出诉求，要求向黄、蔡二公举行国葬，并且制定相应的国葬条例。在关于国葬黄、蔡的建议案被提出来之后，国会很快起草了一个名为《国葬条例》的文件，接着把它交付审查，随后进行表决。到了1916年12月18日，《国葬法》作为一项法律，由总统黎元洪进行公布，使其开始生效。
1917年4月12日，长沙下着大雨，然而仍有数千人去送葬，结果送葬者的伞都没办法撑开。民国正、副大总统派出了代表送葬，全国参议院派出了代表送葬，粤汉铁路局派出了代表送葬，宪法研究会派出了代表送葬，中国大学等单位也派出了代表送葬。蔡锷的这次国葬，是辛亥革命以来的首次国葬。
蔡锷的国葬，黄兴的国葬，时间上有先后之分，其实是一同筹备的，在一同运作着。按照公布的实际进程情况来看，根据1917年年初2即月11日的《新闻报》里的内容所描述的那样，蔡锷墓地择定之后，蔡锷故世之后所留下的遗属们没有提出其他方面的意见，然而黄兴墓地带，鉴于负责黄兴相关丧葬事宜也就是黄兴留下的遗属们这边所持的意见，所以最终定好经历了较为波折的一番过程，在这个曲折过程中确定了下来。
据报道，最初，黄兴的墓地是选在岳麓山的，然而，因已然有焦达峰、陈作新、禹之谟等“伟人”葬在了此地，致使“坟冢累累”，当地居民对此不太乐意；黄一欧对于将其父葬于岳麓山也持有异议，他曾前往湘潭昭山黄氏祖山去勘察墓地，但是其家族却不赞成，称“系族间祖山，似属家葬名义”，认为葬在祖山就好像不是国葬；随后又提出葬于北门外的陈家垅，有人表示反对，说陈家垅“地势低陷，又恐日后水灾”。挑来选去，始终没有好地方，后来政界有地位的人说话了，“黄先生安葬之地以后还是在麓山，除了这里，没有其他地方”。于是，最终确定岳麓山万寿寺（现在没有了）后山是黄兴的墓地，万寿寺前山是蔡锷的墓地。在万寿寺的左边、右边、前方、后方，分别出现了焦达峰、陈作新、蔡锷、黄兴四座近代有名人物的墓冢。
按照《新闻报》于1917年4月4日所做的报道，为了让灵柩以及送葬人员能够更便利地上山，蔡锷与黄兴的营葬事务所作出决定，要开辟一条长度大约为十里、宽度大约为二丈的上山马路，这条马路起始于湘江河岸的牌楼口，环绕出去到清风峡外，终止于响鼓岭；与此同时，还额外添修了码头。
同时，为确保过江能够顺利进行，营葬事务所做出决定，打算委派姜济寰、杨子卿等八人，于大西门外水码头设立黄、蔡国葬渡河筹备处。还要呈请军、民两署，责令水警厅预备舢板船一百只，民划二百只，以及榷运局缉私船二十只。黄、蔡灵柩均经由小西门渡河，借助华昌公司拖轮乘载，另外用湖南银行轮船拖绕猴子石，经过水陆洲，直达对河牌楼口起坡到山。各送葬人员渡河船只，借湖南第一纺纱厂小轮拖送。
蔡锷、黄兴的墓，决定葬在岳麓山之前，担任湖南省长兼督军的谭延闿，拒绝了一位叫柳人环的烈士，在岳麓山进行入葬。这个事，在1917年3月5日，长沙的《大公报》有报道：广东卢汉生，昨日向省长谭延闿呈称，烈士柳人环为国捐躯，却独葬于北地，实在很值得怜悯，所以敬请援照陈、刘烈士的先例，把该烈士的遗榇安葬在岳麓山爱晚亭下；谭省长答复说，查岳麓山是名胜之地，湘省乃是革命首义之区，侠骨众多，而山地有限，因为黄、蔡二公曾受国葬荣典，都未指定葬在该处，其他殉难烈士，更不便轻易准许安葬在此处，以免妨碍古迹。
蔡锷葬下之后，黄兴也葬下之后，“为表尊荣而兴起瞻仰之举”，谭延闿发布了一道命令，这道命令是“非奉有国葬明令者，不能进葬岳麓山”。
丁文江、齐学启入葬岳麓山，是因为清华大学
那个在1937年，也就是抗战开始之后，年仅14岁的赵新那，和他身为赵元任的父亲、身为杨步伟的母亲、还有姐姐以及两个妹妹一道，逃亡到了长沙。在他们于铁佛东街安顿下来没过多久时，赵元任就伴着他的几个女儿，和好友李济一家人，乘船渡过江水，去找寻前一年埋葬在岳麓山的丁文江。
赵新那如今居住在中南大学，此地距离丁文江墓很近。尽管由于腿脚不方便，已经有多年未曾前往给她的丁伯伯扫墓了，但是她深深记得，自己和父亲首次前往祭扫丁文江的情形，像是她还记得同行的还有她称作老太爷的李济的父亲。
赵元任身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先驱，有着“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赞誉。李济是人类学家，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家，被称作中国考古学之父。他们去看望的丁文江，被认定为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用当下的说法，他们都是大 V。
赵新那可还记得呀，她父亲曾和她讲起过丁文江的死因呢。讲的是丁文江当时身处湘潭的谭家山煤矿去考察，由于天气寒冷，便烤火来取暖，然而却煤气中毒了。原本是已经被抢救过来了的，但是进行人工呼吸的时候有其它感染情况出现了，又被送到湘雅医院去抢救，最终还是没能抢救过来。
1936年1月5日，丁文江在长沙的湘雅医院离世，之后，他的夫人史久元打算把他的遗体运回江苏，那时，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已安排好了轮船，就在这个时候，丁文江的一些友人记起，丁文江在两年前有过交代，他死在何处便葬在何处。
1935年，丁文江前往湖南，存在两个目的，其一在于为当时的粤汉铁路考察煤的供应情况，其二在于为准备南迁的清华大学寻觅新的校址，当时鉴于中日关系方面的状况，使得国民政府的教育部萌生了为清华大学等知名大学物色后备校园的想法。
1966年2月，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工学院院长顾毓琇等人，前往湖南，跟湖南省主席何键，商谈清华大学分校的事儿。商谈之后的结果，是先去设立农业研究所，而后呢再去设立清华大学的农学院。校址设置在何键拨付的，左家垅一带的，岳麓山脚的，一百多亩的土地上。
清华大学农学院的地，在拨付妥当之后，有消息传出，要把丁文江葬在农学院旁边的一块地，1936年4月12日，在长沙出版的《国民日报》报道了这样的说法：“地质学者丁文江先生的葬地，已经勘定在岳麓山清华大学分校农学院旁边的一块地基，准备马上进行安葬。他的家族打算准备价钱向省府购买。昨天听说省府因为丁先生乃是著名学者，为了表示优待，对于这块地，作为省府赠送，免于准备价钱。”。
该消息传播开来后，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的朱经农提议索性将丁文江安葬于农学院内，其缘由是丁文江前来湖南，原本是为清华大学挑选备用校址，如今不幸于湖南离世，理应埋葬在新校址内用以长久纪念，鉴于此，他给丁文江的好友胡适写信：“岳麓山景致不错，营造坟墓也适宜。清华校内有一座科学先驱的坟茔，能够引发青年人的敬仰，增添研究科学的兴致。”。
终于，朱经农所提的建议赢得各方面的广泛认同。其后，丁文江就长久栖息在岳麓山响鼓岭西南方位的山坡上。
1936 年初，从那时起直至 1950 年代初，岳麓山响鼓岭坡下，一直到原左家垅老街，这些地方全都是清华大学的校产。因为这片区域归属清华大学，抗战胜利之后，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宁乡籍远征军将领齐学启将军，从缅甸迁回到长沙，之后也是葬在了该区域即今中南大学云麓山庄后面的山脚那边。
齐学启将军于1947年春夏之交公葬于岳麓山，下葬当日，政府安排长沙大中学校的学生前往送葬，齐学启将军的养子齐云记得，送葬队伍很长，这边延伸至岳麓山后山墓地，那边还在过河。
岳麓山最后公葬，是陈明仁将军和其前妻合葬
岳麓山公园管理处文物管理科的胡滔滔讲，以往的岳麓山，地域范围不一样，“岳麓山以前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分别属于不一样的机构、部门、单位以及个人，故而如今山中有着不同时期、不一样的机构、不同姓氏埋下的界桩”。谭延闿颁布的“非奉有国葬明令者，不能进葬岳麓山”的命令，以及在此之前清末没有明文、但有成规的禁葬规定，极有可能只在一定的界桩划定的范围内。界桩以外，就由各机构、部门、单位以及个人自治。
胡滔滔进行举例表明，在过去的上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于岳麓山下购置了土地用以来建造学校，其校区的界桩已经“钉”到了岳麓山云麓宫下方超过百多米的区域处。如今位于穿石坡湖上方的教育公墓这片地带，是清华大学为了让自己附属的清华中学能够在长沙稳固立足，从而划分出来给湖南省教育界用作公墓的地方，明德中学的创始人且曾经担任过湖南大学校长的胡元倓就是埋葬于教育公墓之中的。
胡滔滔介绍说，岳麓山有个为纪念在1989年离世的萧劲光将军而建造的铜像广场，它常常被好多人错误地认为是萧劲光墓。岳麓山的最后一次公开安葬，是在2009年，陈明仁的骨灰从北京八宝山被移出来，然后归葬到湖南，“然而他并非毫无缘由地葬在岳麓山的，他是存在一个前提条件的，他是和他的前妻谢芳如合葬的”。在1950年4月的时候，陈明仁的前妻谢芳如在长沙因为生病而去世了，陈明仁把她安葬在了岳麓山东面的山腰位置。
岳麓山最大私家墓葬牌坊，改做了湖南师范学院校门
胡滔滔进行相关介绍，表示，岳麓山滑道两侧存在着较多的私家界碑 ，他曾经在一个属于黄姓的界碑形成的范围内，目睹到，所有的私家墓葬全部都是黄姓的。
在岳麓山，最大的私家墓葬，应该是赫石坡上方的龙均甫墓。
龙均甫的出生以及去世的具体时日不清楚，他是长沙的名门大族，西园龙氏家族从攸县前往长沙的首个到达者。他的后代之中，有曾经担任刑部右侍郎、内阁学士的龙湛霖，有曾经担任湖南民政长、西路巡按使、国民党湖南支部评议长、代省长的龙璋，有被谭延闿任命为湖南交通司司长、明德中学和湖南图书馆主要创建人之一的龙绂瑞等。
龙均甫墓原属道光年间的传统墓葬，民国初年时，其后人于墓前方增添了一座四柱三间的通天牌坊，在墓后方加了一个方尖石碑，石碑上面刻着由胡元倓撰写的龙均甫生前主要事迹。
有一张从民国初年拍摄的龙均甫墓老照片，能从这张照片看到，有一个墓，它主要位于赫石坡区域内，这个墓规制宏大，有远近两个石牌坊，远处的石牌坊在二里半，上世纪50年代，湖南师范学院把该石牌坊改做了校门，近处的牌坊靠近龙均甫墓的主体，该牌坊和墓的主体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均被破坏了。此时，那座岳麓山最大的私家墓葬，处于赫石坡七十三军抗敌阵亡将士墓的附属建筑归宿亭东边十余米的位置，它隐匿于高大树木的环绕之中，要是不够细心，走过以后，都不会晓得脚下曾是一座古墓。
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