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前的今天，1949年8月2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悄然离开中国，返回美国。几天后的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立即引发了中国共产党的强烈反应。
随后，毛泽东连续发表《放弃幻想，准备斗争》、《再见，司徒雷登》等五篇评论文章，严厉批评美国，把司徒雷登出走说成是美国对华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
自1949年司徒雷登离任起，至1971年尼克松总统派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关系近二十多年处于冻结状态，中国外交政策呈现“一边倒”的特征。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从司徒雷登时代开始，到中美关系恶化，再到中苏合作，力图讲清楚当时的世界形势，呈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政策变化的一个侧影。
1.“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设想，而后又迅速转向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说这是恶劣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迫作出的选择。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1946年3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讲”，拉开了美苏“冷战”的序幕。1947年3月，美国提出“杜鲁门主义”，主张美国扶持其他国家资产阶级反对共产主义革命，“冷战”由此拉开序幕。为应对美国的政策，苏联也确立了积极防御政策。应苏联要求，苏联、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法国、意大利等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波兰举行会议，决定成立情报机构，并发表反帝国主义宣言。美苏由合作走向全面对抗。
这样的国际形势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影响很大，特别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设计和发展道路选择产生深远影响。
杭州下城区司徒雷顿故居。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国民党政府崩溃之际，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司徒雷登认为，美国对华政策“陷入困境”，因为美国援助的是“一个不得人心的政府”，“如果能组织有识之士进行表决，结果可能是百分之百反对现政府”。但如果“支持一个不代表民意的独裁政权，违反了自决权的民主原则”，就不符合美国对华政策的初衷。
在此情况下，司徒雷登与美国在华同事之间产生了分歧。有的同事认为国民政府垮台不可避免，联合政府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建议“美国应设法阻止联合政府的成立”。但司徒雷登本人仍然希望通过和谈解决国共矛盾，组建“某种形式的联合政府”。
在考虑了这两种意见之后，美国政府于1948年8月12日指示美国大使馆：“不得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表示支持、鼓励或接受有共产党参加的中国联合政府。”这表明美国政府改变了过去希望建立有国共两党参加的联合政府的政策，转而全力支持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
除了美苏对抗的全球背景外，美国国内政局的变化是美国对华政策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1946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共和党获胜。共和党的胜利手段之一，就是攻击共产党渗透到民主党把持的美国政府。因此，为了表明反共立场，杜鲁门在1947年春颁布了《联邦雇员忠诚法案》。根据该法案，凡与共产党有联系或被怀疑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人，都被视为联邦政府的“不忠诚分子”，并被开除。反共立场成为担任公职的必要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政府自然很难支持中国成立有共产党参与的联合政府。
2.“彻底失败”
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不断失败，到了1948年下半年，司徒雷登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已经不能再作为美国阻止共产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有效工具”，国民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才能维持统治。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资料照片）。图片来源：新华社
在此情况下，尽管美国政府已经明确反对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但为了切实维护美国的利益，司徒雷登认为，美国“应当准备应付任何形式的联合”。在他看来，毕竟“国民党内部有许多缺点，是值得痛惜和谴责的，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则有许多优点，是值得赞扬和造福人民的”。
鉴于共产党建立民族政权的可能性极大，司徒雷登还指出，美国政府不宜过早宣布对共产主义的负面看法，以免损害美国在中国的既有利益，或使美国在未来陷入“尴尬的境地”。因此，他建议美国政府对中共即将建立的新政权采取“含糊而灵活的态度”，以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的利益。
司徒雷登虽然支持国共建立联合政府，但是他强调：“联合政府一旦出现，我们应当尽力扶持其余的非共力量，以表明美国——现在和将来——永远不会在一个由共产党控制的政府中，对共产主义力量提供任何援助。”
2019年4月21日无人机拍摄的南京“总统府”。图：新华社
正是由于主张对中共新政权采取“含糊其辞和灵活变通”的态度，司徒雷登才在中共军队攻占南京前，向美国政府请求授权与中共高层领导人进行会谈，至少了解对中共“应采取何种程度的措施”。在共军攻占南京、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后，司徒雷登并没有率领美国使馆人员南迁，而是向美国政府提出，让使馆继续驻扎在南京。两天后，司徒雷登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同意。
司徒雷登之所以提出继续留在南京，显然是为了接近中共政权，“观察共产党的意图，并与他们商讨他们与美国的关系”。
为了便于与司徒雷登联络，中共派曾在燕京大学学习、与司徒雷登相识的黄华出任南京外事处负责人。关于与司徒雷登的联络，毛泽东明确指示黄华，美国政府如果要同中共建交，就必须“不干涉中国内政”，“停止一切协助国民党的行动，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的联系”。
司徒雷登对与中共接触持积极态度，他认为保留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是美国政府承认中共政权的“第一步”。1949年4月27日，他起草了美国政府承认中共政权的备忘录，主要内容有两点：一是与苏联以外的国家采取联合行动；二是联合国必须坚持人权保障。
5月13日，司徒雷登首次会见黄华，表示愿意“与新中国建立新的关系”，但除了平等互利的条件外，还必须遵守“国际惯例”，即“凡得到本国人民明确支持，并且能够并愿意履行国际义务的政府，均可予以承认”。
6月8日，司徒雷登表示愿意访问北京，与周恩来会面。黄华汇报此事后，中共通过燕京大学校长陆志伟邀请司徒雷登访京。司徒雷登认为，与中共高层领导人的会面至关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美国承认共产党政权的第二步，关系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因此，第二天，司徒雷登就向美国国务院请求访问北京。
但7月2日，美国国务院拒绝了司徒雷登的请求，并要求他尽快离开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司徒雷登于8月2日乘飞机离华。大约在同一时间，《中美关系》白皮书正式发表。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白皮书的发表是美国对华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
从此，中共与美国政府的关系由主动接触转为被动对抗，直到基辛格秘密访华，这一局面才得以改变。司徒雷登离华，标志着二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
3 对美国的失望
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敌视政策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一边倒”外交政策的重要动机。
“一边倒”外交政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国日益顽固的支持蒋介石、反共立场的必然反应。
1944年7月，朱德等与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合影。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美国对华政策是服务于其全球扩张总战略的。随着蒋介石集团的彻底失败，美国对华政策完全失算了，疏远蒋介石腐败政府、摆脱中国内战的尝试失败了，对中共的试探也未能转化为有效措施。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幻想和犹豫，美国还是做出了全面敌视新中国的错误决定。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美国在中国的巨大影响，清醒、谨慎地处理对美关系。
一方面，毛泽东对美国作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共本质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美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使中国变为美国的藩属，这个政策早就定下来了。”“过去我们公开地批判和揭露了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这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揭露。”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以意识形态划线，它希望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是真诚的，它对美国是真心友好和尊重的，它期待着赢得美国对新中国的承认。
毛泽东对1944年到访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团的高度重视和热情接待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他与观察团成员约翰·瑟维斯的谈话，进一步体现了中共对美建立友好关系的长期打算。在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前夕，中共曾多次表达与美国和解的善意和诚意。
然而，美国主动挑起意识形态“冷战”，反华政策不断升级，使毛泽东充分认识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对中国共产党的排斥，迫使中共“放弃幻想，准备斗争”。在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选择上，彻底打消了在美苏之间保持平衡、“使美国中立”的念头。
正如1946年9月12日《解放日报》社论《蒋介石军队必将失败》在讨论美国对华政策时所指出的，中国人民曾希望美国政府实行中间政策，“一年来，已经试验了两次，第一次是在赫尔利·惠特默时期，第二次是在马歇尔时期。经过这两次试验，美国政府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是毫无疑问的了”。正是在对美国对华政策深感失望的背景下，“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才得以孕育并最终确立。
4. 没有中间立场
1947年9月，苏联正式提出“两大阵营论”，把事实上已经存在、处于对立状态的东西两大阵营的对立上升到理论形式。1949年4月，在反苏呼声和共产主义威胁的背景下，美国策划12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北大西洋公约》，使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态势达到高潮。
严峻的国际形势迫使毛泽东在两大阵营的对抗中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这种判断和选择不仅是毛泽东权衡利弊的结果，也鲜明地体现了美苏对中国革命的态度。
当“冷战”的阴影逐渐从欧洲扩展到亚洲时，反对共产主义不仅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而且上升为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反苏反共的“冷战”思维迫使美国对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极其敌视的政策。对斯大林来说，“冷战”的不断升级已经使雅尔塔架构难以维持。为应对美国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苏联需要把中国拉进社会主义阵营，以取得对美国的相对优势。因此，斯大林一改冷漠、暧昧、灵活的政策，转而公开支持和帮助中国共产党。
美国的态度迫使中共一步步向苏联靠拢，而斯大林的转变、两党两国的历史渊源、密切的地缘关系又无形中增加了中共向苏联靠拢的考虑。
经过反复权衡比较，毛泽东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并不具备在两大阵营中脱颖而出的实力，面对两大阵营的对峙，走中间道路的可能性不仅不存在，而且是不可取的。
因为这既不能消除美国对华敌视态度，也不能进一步增加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怀疑，从而失去苏联对中国新政权的支持和帮助，这对于急需获得国际承认、巩固中国新政权、恢复国民经济的中国共产党是极为不利的。
因此，向苏联“一边倒”虽然是某种国际形势下的无奈之举，但也是别无选择的选择。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说：“一个国家要么在美国领导的阵营中，要么在苏联领导的阵营中，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在斯大林和乔·麦卡锡时代，走中间道路的想法是非常不明智的。”
5 孤立、封锁、包围
建国前后，我国面临的安全形势极其复杂险恶，国内潜伏着大量美国、蒋介石间谍和敌对分子，国民党海空军不断袭扰东南沿海。尤其令毛泽东忧心忡忡的是来自美国的潜在威胁。美国在反共的前提下，不断调整在亚洲的战略部署。
第一，重新武装日本，与日本建立军事战略同盟。
早在1947年2月，美国国务院日韩司就提出了振兴日本经济的方案，批准向日本提供资金购买进口原料，协助其扩大出口生产。1948年底至1949年初，驻日盟军司令部宣布结束日本“维新”时期，停止对大企业集团的限制政策，指示日本最大工会“总评会”排挤日本共产党，鼓励日本建立7.5万人的“预备警卫队”。
1949年底，美国正式把日本纳入遏制远东共产主义的“防御”体系。1950年1月12日，艾奇逊在美国新闻俱乐部发表题为《亚洲的危机》的演讲，把日本确定为美国亚洲“防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扶持东南亚国家反共势力。
从1948年底开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两份对亚洲的政策文件，其基本精神是与苏联和各国共产党争夺亚洲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权，并提出要尽一切努力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琉球群岛和日本的安全地位，同时利用一切政治、经济和宣传手段扩大美国在亚洲的影响，防止共产主义在亚洲“蔓延”。
这实际上是在中国边缘设立了“阿留申群岛—日本—琉球群岛—菲律宾”的弧形防线，企图孤立、封锁、围剿新中国，把中国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
美国的这些反共反华连锁行动，不能不引起中国共产党的严重关注和高度警惕，警醒中共：新中国虽然成立了，但仍然面临着被帝国主义侵略和颠覆的危险，而美国无疑是威胁新中国命运的最危险的外敌。处于弱势地位的新中国，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抵御来自美国的威胁，因此与苏联结盟就成为巩固新政权的必要条件。
苏联的强大后盾，不仅是制约美国直接干涉中国事务的重大因素，而且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力量，在外交上平衡了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在战略上对美蒋起到了威慑作用。
6 经济压力
相对于安全利益，保障经济利益的实现同样意义重大，尽快恢复和发展民族经济，不仅关系到国家的繁荣富强，而且关系到新政权的维护和巩固。
经过14年抗日战争和3年解放战争，中国社会经济处于全面崩溃状态。1949年与历史上最高的生产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了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了70%，轻工业下降了30%，农业下降了25%左右。粮食总产量只有2250多亿斤。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水平的2/3。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敏锐地意识到来自经济的巨大压力，他指出：“如果我们不懂得生产工作，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尽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不能取得真正的成绩，首先改善工人的生活，首先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那么我们的政权就不能维持，就不能站稳，就一定会失败。”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巨大压力使得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外部援助，而敌视新政权的美国则企图通过封锁、禁运等手段制造经济压力，颠覆新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杜鲁门指示艾奇逊停止对华贸易。1949年11月，美国召集15个北约成员国成立“出口管制协调委员会”，制定对华禁运货物清单。11月17日，美国宣布终止对华商业往来，正式对华实施全面禁运。
在美国的教唆和胁迫下，至1953年，共有45个国家参与了对华封锁。
闭关锁国政策切断了中国同西方经济交流的渠道，从而促使毛泽东更加积极地寻求同苏联的联盟。他认为，为了巩固中国革命的胜利，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只有实行“一边倒”的对苏政策，才能有效地抵抗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威胁，打破它们对新中国的封锁，争取有利于新中国的国际环境，获得新中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所必需的国际援助。
米高扬访华、刘少奇访苏期间，中国都得到了苏联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的明确保证，这给了毛泽东很大的鼓舞，使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新中国在国际上属于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略一方，真正的友好援助只能从这一方寻求，而不能从帝国主义战线寻求。
7 共同理想
意识形态在毛泽东制定“一边倒”外交政策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积极接受俄国十月革命后形成的革命意识形态，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认同。社会主义革命理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矢志追求的目标。
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在世界上举起了第一面社会主义旗帜，把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成为当时共产主义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典范。
从1928年起，苏联开始实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工农业生产不断发展，仅用12年时间就创造了资本主义国家要50至100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奇迹，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这让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更加有信心。
毛泽东虽然对斯大林干涉中国革命深感不满，但是，他始终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苏联和苏联共产党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和领导力量。
共同的意识形态是中苏关系的纽带。中国共产党28年的目标，就是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社会理想。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毛泽东不仅决心继续坚持自己一直奉行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而且用这一意识形态分析国际形势，确定新中国的外交政策。
可以说，新中国外交中的“一边倒”对苏政策，就是这一社会理想的延续、体现和必然结果，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重要一步。
8 国家独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也更加坚定了中国共产党“一边倒”的决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打破了战前的力量平衡，改变了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带来了国际阶级力量的根本变化，有利于世界人民。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经过战争的洗礼后焕发了生机。经济方面，苏联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凭借忘我的劳动，用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四个五年计划，1948年苏联工业总产值超过了战前水平。政治方面，苏联参与联合国的创建，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取得否决权。军事方面，苏联保持了庞大的军事力量，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
这一切大大提升了苏联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使其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旗手。
欧亚地区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的诞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发展的重要标志。波兰、南斯拉夫、蒙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出现。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使社会主义成为世界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受到青睐，苏联模式和榜样受到欢迎，社会主义国家的威望大大提高。
与共产主义运动相呼应，民族解放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方兴未艾。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削弱了旧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极大地动摇了殖民体系的基础。殖民地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得到锻炼，思想逐渐觉醒，力量不断壮大，战后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民族独立运动要求政治独立性和免受外国经济控制，消除殖民统治的社会影响力，并且本质上是反帝国主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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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而言，这种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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