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革武斗的见证
20世纪60年代中期，华夏大地武斗肆虐，无数墓坟群遍布。特别是西南地区的重镇，国家军工生产基地——重庆市，其武斗更是以一夜间发射超过1万发高射炮弹的惊人纪录，震惊了中共最高层，从而闻名全国。在
在1967年至1968年夏至期间，大约一年光景，重庆市的武斗事件在官方记录中达到了31起，其中涉及枪械、炮火、坦克以及炮艇等军事装备的动用共有24次，导致645人不幸丧生。在那个炎热的夏季，非主流的“反到底”派凭借首先占领了关键的军火制造工厂，从而占据了装备上的优势；与此同时，“八一五”派则得益于驻军的支援，通过半抢半送的方式，获得了大量的枪支和弹药。由于双方实力相当，重庆夏季的冲突显得尤为惨烈。1968年，“八一五”派接管了兵工厂，另一派被驱逐出城，与往年相比，大规模的伤亡明显减少。二十多年后，曾经的激烈战斗已成为过往云烟，自然侵蚀、人为破坏（彻底否定文革的影响）、城市和住宅建筑的改造扩建，使得这些令人尴尬的文革遗迹几乎被彻底抹去。昔日遍布各处的沙坪公园、北碚东阳镇的石子山、潘家坪招待所、建设厂的清水池、重庆大学的松林坡、更名为“红港”的朝天门，以及街心花园等，共计二十多处较为集中的墓地，如今大多已难觅踪迹。
然而，在距离市中心解放碑大约二十公里的地方，沙坪公园内仍保留着一座红卫兵墓园。郑义、顾城、洛夫等曾造访此地的先生们证实，这乃是我国境内唯一一处基本完好的文革时期武斗墓群。伤痕文学中首部正面描绘武斗的短篇小说《枫》，其创作灵感便源自于此。《枫》电影拍摄完毕后，导演慕名前来探访这座园林，不禁扼腕叹息，若早些知晓此处，该有多好。
二、红卫兵墓园概况
沙坪公园坐落于沙坪坝区中心区域，被天星桥与陈家湾所环绕。公园西南角，紧邻人工湖畔，坐落着红卫兵墓园。墓园西北侧，围墙之外，毗邻一座于1990年重建的天主教堂。墓园四周由高约3至6米不等的块石堆砌而成的灰墙，大致将其围成了一艘船的形状；墓园西部地势较高，东部较低，形成了多级梯形的台地；南北两侧宽度大约在二三十米之间，东西两侧的纵深超过90米，整个墓园的面积大约在3000平方米左右。
在1949年之前，沙坪公园曾是杨姓家族的私人宅院。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为了安葬因疾病去世的员工，在此购置土地并建造了墓地。墓园内建有精致且布局严谨的牌坊和通道。周恩来总理的父亲和邓颖超女士的母亲也曾被安葬于此。1949年之后，这处私宅被改建成公园。自1962年起，西南军区医院陆续将一些在中印边境战斗中牺牲或因病去世的军人安葬在这里。在文革武斗的1967至1968年间，沙坪坝镇成为重庆“八一五”派的地盘，他们战死的同志们便被安葬于此。起初，这些遗体被随意地埋在园内的空旷地面上，然而木工徐惟诚提出了建议，认为这种乱埋的方式并不妥当。于是，之后这些遗体便逐渐被转移到已经规模不小的墓园中。根据墓碑上的落款，最早建造墓碑并立碑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67年6月，而最后的立碑时间则是在1969年1月。1968年，建造墓地和树立墓碑的活动达到了顶峰，这一年共建造了38座墓地（占总数的82.6%，仅有46座墓碑上记录了相关信息）：其中，二三月间建成的有11座（占总数的23.9%），而八、九、十三月份则建成了13座（占总数的28%）。当时，墓园仅凭一堵年久失修、破败不堪的土墙与邻近的农村生产队相隔，附近的农民翻墙而入，撬取了上等的石板，用于建造房屋的基石以及猪圈。在1975年全面进行整顿之际，公园得到了修缮，随之建起了将院落与外界隔绝的围墙，从而使得墓园初步获得了基本保护。到了1985年，一位退休官员因武斗墓问题致信省委，信件被转至重庆，进而引发了沙坪坝镇区政府和区委组织部分干部参与讨论。在铲除与保留两种观点激烈交锋的过程中，最终保留的观点占据了上风。市里发布文件明确指出，既不进行拆除也不进行开放，将墓地全部以封闭式围栏围合（在此之前，墓地位于公园内是开放的）。为此，地方政府专门划拨了专项资金，对墓园进行了围墙建设，形成了目前的布局。
在6座军人墓之外，有113座墓穴安葬了因武斗牺牲或因个别意外事故而去世的造反派成员。在这113座墓中，有21座因碑文风化严重或未曾立碑，导致无法查知逝者的姓名、性别、生平、所属组织、逝世时间、死因以及死亡人数等详细信息。而剩下的92座墓碑上记载的信息，总计能够确认345人的墓葬情况。那21座墓的具体情况已无法追溯，若以每座墓平均安葬3.75人这一数据来推算——即92座墓共安葬了345人——在考虑了25%的误差后，我们可以估算出大约有59人被安葬。将这一数字与已知数据相加，这座墓园大概埋葬了404名在武斗中不幸丧生的遇难者。
碑文资料显示，逝者的最小年龄为14岁，涉及两人；最大年龄则达到60岁。令人意外的是，工人的比例在死者中最为突出，高达58.9%，而26岁以上的比例也达到了46.5%。关于这一点，首先，重庆兵工厂的产业工人数量众多，那里也是武斗最为激烈的区域，因此，精通军械的人士死亡率相对较高；其次，武斗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场围绕建立革委会的大规模联合行动，其最终目的是争夺权力的分配。
墓园的布局缺乏统一规划，依照一种不成文的先后顺序随意划分区域，缺乏对称美；其中，一条通往墓园内部的小径勉强可以被视为中轴线。建造墓碑的主要材料包括石板、青砖、三合土和水泥。单人墓通常设计较为简约，没有独立的碑石，而多人合葬墓的设计则主要模仿了天安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改良和调整。墓碑的碑身与碑顶通常装饰有“八一五”派的标志，上面镶嵌着该派别的别称和火炬图案。而在墓碑的主体部分，常见的题字是龙蛇舞动、气势磅礴的毛体狂草，书写着“死难烈士万岁”的字样。穿插其中的，是具有时代烙印的激昂口号，诸如“头颅可断，鲜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能舍弃；哪怕遭受打击，哪怕遭受斗争，也要誓死捍卫革命意志”；亦或是引用毛泽东、鲁迅的名句：“为了崇高的理想，牺牲再多也壮志凌云，敢于让日月换新天”、“鲜血浇灌中原，肥沃了坚韧的草木，严寒凝结大地，却催生了春天的花朵”等等。
墓葬刻石款式依其表意功能分为三类：牌位式、墓志式、墓铭式。
碑文所载信息往往不够完整，除了记录逝者的名字、去世年份、年龄以及立碑人的信息之外，立碑的具体时间以及导致去世的事件等细节均不明确。最简化的碑文几乎仅相当于一个简单的牌位。例如，66号墓的碑文：“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于1967年8月28日英勇献身，享年十七岁，曹宗明烈士之墓，由红井区红岩一中八一五战斗团敬立。”尽管内容简略，但烈士的称号却始终不会缺失。
二、墓志铭形式。此类碑文通常详尽记载了逝者的生平事迹，同时穿插了不少对其政绩的评论，这些评论或位于碑座前方，或安置在墓碑的侧面。82号墓记载：“江丕嘉同志的生平简介，毛主席最坚定的红卫兵——江丕嘉同志（男性），1949年9月5日出生于重庆的小龙坎，1966年10月加入中学生红卫兵，1967年3月加入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同年8月21日凌晨6点50分，为保护中央赴渝调查组的安全，英勇牺牲，年仅20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始终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勇敢地战斗在斗争的最前沿。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耗尽了最后一滴血。江丕嘉同志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死得其所，其价值胜过泰山。””
三、墓碑上的正式称呼为“悼词”，这种具有那个时代特色的、充满夸张与华丽情感的文字，承载着对逝者的哀思与赞誉，聚焦于逝者的生平，旨在揭露对立面的反动与不义，同时彰显己方的政治正当性。此类碑文通常被安置在墓碑的裙部。以105号墓为例，“血染中原滋养坚韧之草，寒冰覆盖大地催生春意盎然之花。”缅怀英勇牺牲的战友们，每当忆及你们，我们便勇气倍增，力量无边，立下壮志，无所畏惧，勇往直前，攻坚克难，为胜利而战。不周山脚下红旗飘扬，英勇烈士的鲜血催开了英雄之花。亲爱的战友们，今日，我们已用战斗的胜利迎来了欢笑的云彩。我们以满腔热血，追求着宇宙般炽热的红色理想。你们那鲜红的血液，已深深染红了八一五那面鲜艳的造反旗帜。啊！我们高举着你们鲜红的血液，它已融入八一五那炽热的革命火把之中。这火把啊，我们紧握在手！即使头颅可以断裂，鲜血可以流淌，毛泽东的思想我们绝不能丢弃，你们那坚定的誓言，已经汇聚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的震撼呼喊。你们英勇的身躯，如同那苍翠的松柏，傲然矗立在红岩岭上，歌乐山的顶峰。含泪继承烈士的遗志，誓言将他们的遗愿化为宏伟蓝图。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尽管墓园内充斥着大量污损和破坏性的游客留言，其中却夹杂着一些颇具警示意义的字句。在5号墓的左侧碑身上，可以模糊地看到锐器留下的划痕，上面刻有：“世间并无绝对正途，阴间亦无永恒光明，我劝后世之人擦亮慧眼，莫追求主义，但求快乐。”
三、苟活者证言
1991年冬日，笔者着手对红卫兵墓园展开调研，每逢清明节，都会前往墓园，与前来祭拜的亲朋好友、子女、夫妻、兄弟姐妹、父母以及同学和同事进行访谈。以下为据此挑选并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一份记录。
鲍×× (101号墓鲍积贞之女)
1992年4月5日，我的父亲身为抗战时期内迁工厂的一名技工，离世时，他是厂中为数不多的八级工，技艺高超。他淡泊政治，一心只想着如何养家糊口。在武斗时期，他逃离了工作岗位，前往上桥寻求庇护。然而，有一天，他突然被一伙人带走。几天后，我们得知他被带到了重庆大学。当我们去索要人时，才得知父亲已经被残忍地杀害。原来，有人恶意诬陷他属于对立派——但实际上，他并不属于任何一派。我们不明白为何有人对他怀恨在心。家人迅速将此事上报至派出所，涉嫌策划此案的主要人物很快就被警方逮捕。鉴于沙坪坝属于“八一五”派势力范围，虽无战事，但公检法机构尚能维持运作，红卫兵也给予了协助。最终，该人被判刑入狱，至今仍被监禁。
汪×× (40号墓)遗孀
我已退休多年。自25年前那日起，我未曾忘却任何细节。我与丈夫均出自中梁山煤矿，曾并肩加入造反派行列。我们持有相同的观点，共同参与会议、辩论、书写大字报、印刷传单等活动。他因前往支援兄弟单位，在潘家坪的激战中英勇牺牲。——有人问及我丈夫的牺牲是否有价值？……当然，这样的价值是应当被认可的。他是一位拥军者，无论解放军支持哪一方，他都会加入那一方。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关注国家的重要事务，投身于文化大革命之中。这难道没有意义吗？然而，时至今日，文化大革命已被普遍否定，那么它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呢？连否定都已成为过去，还能有何价值？哎呀，我担心孩子会重蹈父亲的覆辙，所以不敢再婚。今日带着儿子和他的新女友前来扫墓，正是为了让她们明白做人的基本原则，了解这个家庭的过往历史。
何××(116号墓何心贵之子)
我在石坪桥后街38号经营着一家名为“南燕酒家”的餐馆。我的父亲是建设厂的工人，同时也是一名党员。他并未参与武斗，而是负责为车间工人发放工资。那天是四十五车间停发工资的日子，8月1日。途中，他被一名17岁的三十五中学生当作练习射击的靶子，不幸被打死。这并非发生在战场上。父亲去世后，厂方并未给予任何抚恤金。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家里的生活变得异常艰难，仿佛回到了解放前。历经二十年艰辛，终于找到了那个在建设厂商务处开枪的凶手。学校的负责人对情况有所了解。1978年，我前往北京上访，向“文革办”反映情况；得到的答复是需依靠地方解决。后来又被告知已过追诉期，法律上无法追究。当时我寻找他们时，追诉期还未过去。凶手却依然如常地入党、晋升，像没事人一样。对于文革后的处理事宜，上级部门相互推诿，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仿佛事先有约，大家都是这种态度。违法者得以逍遥于法律之外，含冤之人亦无法在九泉之下得到昭雪。——你们能否发起呼吁？难道我们的同胞就这样白白牺牲了吗？
朱××(29号墓朱本武长兄)
1993年4月5日，本武是江北五里店字水中学的学生。他被长寿云台的川东石油局邀请参与武斗，持续了七天七夜。不幸的是，一枪击中了他的太阳穴，他就这样在18岁的年纪离开了人世。我前往长寿领取了他的遗体。当时，县医院里停满了伤亡者，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几十人。下葬时，他的尸体被白绸包裹，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完整的尸体。他身着一件毛料制成的国服。在掩埋过程中，我的父亲亲自挖土。墓坑中铺设了条石，中间是空心的，棺材就被悬挂在条石之上。入土时未立碑石，石油局声称资金短缺，他们也因此被迫离开，流离失所。曾承诺待资金充足时再行修复。——然而，那所谓的“以后”却再无来日。
在992年，负责处理安葬事宜的人员曾特地前来找我，他们提出需要一份财务凭证，原因是当年用于安葬的费用高达数百元，但当时并未开具任何收据，且这笔款项并未在账目中予以记录。
席××(98号墓黃培英长子)
1994年4月5日，我身为官井巷中学的红卫兵，活动频繁。母亲原本已摆脱了包围，却最终还是折返回来。她带着我们，从滩子口撤退至九龙坡，途中不幸遭遇流弹袭击。那时，我紧跟在她身后，鲜血汨汨流淌，染红了脚下的沙土。我的脑海中一片空白，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母亲再也无法与我们交谈，无法给予我们关爱了。耗时两三个月的墓碑修建，参与者全为坚决反抗到底的战俘，他们被蒙上黑布押送至此，完成挖掘、填土、砌筑等工序后，再被蒙上黑布押回原地。当母亲墓碑完工，我站在墓前，突然感到派性毫无意义，仿佛在那一刻领悟了许多。自此，我成为了逍遥派的一员。即便至今，每当遇到难题或情绪低落，我仍习惯独自来到墓地，静坐片刻，点上一支烟。
《百姓》2004年4月
